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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没有医疗资格（第2页）

霍夫曼和塔齐安的这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发表于2001年，也许有人认为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情况已经改善。可是，2018年，安科·萨姆洛维茨及其合著者对近年来相关研究（发表于2001年至2015年间）所做的调查让这个美好愿望破灭了，她们发现：

与男性相比，女性得到的缓解疼痛的有效治疗及阿片类止痛药越来越少，而更多的是抗抑郁药和转到精神科的建议……女性关于疼痛的描述更加不受重视，她们的疼痛被归结于精神原因，或者压根儿不存在，她们得到的治疗没有男性得到的治疗那么充分。17

所以，两位作者总结说：“研究回顾显示了［医疗］过程中及开处方药时的性别歧视。这些研究中的男女患者得到的不同治疗方法，并不能以不同的医疗需要来解释。”18

萨姆洛维茨和她的同事们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医生不愿意相信女患者描述的没有明显生理标记病症的疼痛，例如纤维肌痛（多见于女性）。19总的来说，涉及这些病症时，“女性关于就医经历的叙述表明……在就医过程中，要让医生重视、相信和理解自己的病痛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20一般来说，“有疼痛症状的女性会被视为歇斯底里、情绪化、爱抱怨，她们并不想改善身体状况，只是装病，想象并捏造疼痛症状。其他研究显示，有慢性疼痛症状的女性……她们的疼痛被诊断为心理原因而不是生理原因”。相比之下，“男性被描述为有忍耐力，他们能忍痛，否认有疼痛感……不仅如此，男性还被描写成善于自律、能控制情绪、不愿求医问药、不愿意谈论自己的病痛”。21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在受到相同有害刺激的情况下，一般来说，女性可能比男性感觉到更多的疼痛感。但这并不涉及男性是否比女性更加坚忍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是否只是更能“忍受”同等程度的疼痛。如果有充分的证据，那么医疗服务提供者就有理由相信，如果一个男人说自己很痛，那么他一定是真的很痛—或者说，确实是非常非常痛，远远超过他自己所描述的程度。

但是，尽管很多人都认为男性比较坚忍，认为他们不愿谈论疼痛，但这似乎并没有得到有说服力的实证支持。的确，有些研究表明，女性通常比男性更频繁地咨询医生，尤其是在生殖高峰年龄段。但是，正如我们在这里指出的，女性也许有更多的理由去咨询—例如，在怀孕期间。因此，正如研究者凯特·亨特和她的同事们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还很难认定，女性会因为完全相同的疼痛状况比男性更多地寻求咨询。他们的论文希望通过比较男性和女性咨询头痛和背痛的频率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发现，认为女性比男性更频繁咨询背痛的证据“不够充分且相互矛盾”，认为女性比男性更频繁咨询头痛的证据“稍稍充分些……但绝非完全一致”。22

亨特和她的合著者承认，有几个质性研究确实表明，男性通常会说不愿意去寻求医生帮助。但是，研究者进一步指出，这些研究大多数都不是比较研究：它们并不能说明男性比女性更不愿意寻求医生帮助。23尽管缺乏足够证据，“很多人仍然有一个危险的倾向，他们会认为（经常不会明说），如果男性公开表达不愿意就医是他们表达男子气概的重要方式，那么这就必然意味着女性不会不愿意就医”。24但女性也许确实会不愿意就医，原因可能和男性不一样（比如，担心得不到重视，而不是害怕承认自己的软弱）。所以，正如亨特和她的合著者所言，为了减少不公正现象长期存在的风险，“应该从经验上对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愿意就医的普遍假设进行质疑、核实和反驳，或者加以改进”。他们指出：

如果男人“过少使用”医疗保健系统被认为是一个社会问题，那么人们就会强化一个形成对比的假设，认为女人“过度使用”医疗保健，动不动就去看医生，有时候只是出于一些可以自愈的或可以自己处理的轻微症状。这种假设是非常有害的。25

不仅如此：

有一个假设没有遭到质疑，反而被广泛接受，那就是，认为女性更喜欢向医生咨询所有的症状或病情，而男性更不愿意问诊或者会拖延问诊。这种假设造成的结果是，医疗服务提供者会认为，在女性患者决定来看病之前，她们的症状会更轻一些。26

换句话说，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认为男性具有忍耐力，相对应的看法就是，认为女性更容易为一些比较轻微的症状寻医问诊。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假设只不过是普遍性别歧视现象的又一个表现。

早在社会化可能会让男孩不愿表达自己的疼痛之前，人们就已经对男性因为疼痛发出的哭喊声更加重视，这进一步证明了我们之前的假设。两个最新研究显示，面对大声哭叫的婴儿的影像片段（穿着中性颜色的衣服），当被告知这个婴儿是男孩而不是女孩时，人们往往会认为这个婴儿正经受更多的疼痛感。27研究者指出，实验参与者虽然没有明说，但相信“男孩更加坚忍”，“女孩更情绪化”，这可以很好地解释实验结果。28但请注意，在这个案例中，这个说法本身其实就是不合理的，因为这里的性别差异应该是天生的，而不是教育的结果—不仅如此，还得相信男孩必定天生从婴儿期就比女孩更加有节制地表达疼痛感。29即便真的如此，我们也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是真的。这表明，文献中认为男孩的喊痛声代表了更剧烈的疼痛感的倾向，只能反映出性别歧视的存在。

总而言之，和认为男性比女性更能忍受疼痛的预设相比，能证明这一预设的证据就要弱得多，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点都不意外。在一个男性总是比女性拥有更多特权的社会里，这个没有依据的预设可以发挥重要的社会功能。尤其是在这一案例中，我们应该问一问：我们真的因为认为男性更加坚忍就更加重视男性的疼痛吗？或者，至少是在一些情况下，是因为我们更加重视他们的疼痛才会认为他们更加坚忍？后一个假设也可以得到证据支持：女性如果身体疼痛，和男性相比，她们更加可能继续做家务活，承担家庭义务。确实，正如研究者最近观察到的，“对于家庭、工作、家务、自己的疼痛和健康负有过多责任，这似乎会阻碍有病痛的女性恢复健康”。30

上面的讨论并不否认有些男人异常坚忍，但也有异常坚忍的女人。不仅如此，男人们大多在某些情况下表现出自己的坚忍—例如，在其他男性面前，或者是在一些高度男性化的竞争环境中。在女人和其他照顾他们的人面前，情况也许就完全不同了。

不管是不是真的，认为男性更加坚忍的普遍预设意味着他们的疼痛自述会得到更多重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重视是合理的。如果一个有特权的男性自述自己有疼痛感，人们往往会默认他是真的很痛。31因此，他会得到同情和关心，如果提出要求，就会得到医疗护理和治疗。这都是理所应当的。但很多人并没有这么幸运。如果是女性自述有疼痛感，她们很可能会被忽视，上面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情况也可能会同样发生在非二元性别者，以及很多就种族、身体残疾、性取向、阶级，或者就其他种种社会因素而言没有特权的男性身上。当然，相同情况下，受到各种复杂形式的压迫的女性，与在上述方面享有特权的女性相比，情况往往会糟糕得多。

疼痛因此变成了一个见证沉默的集中场所。这个概念是由哲学家克丽丝蒂·多森提出的，指的是“听者不把说话人作为知情人”。32因为听者怀疑或抨击说话人的能力，说话人最后只能被迫保持沉默。她也许会诉说自己的疼痛，但她因为疼痛发出的哭喊声不会得到重视。正如多森所言，这种沉默经常被强加在美国的黑人女性身上。

类似的沉默发生在以下情况：由于对所在社会群体的成员存在普遍偏见，某个人的话无法得到应有的信任。哲学家米兰达·弗里克称之为“证言不公”(3)。我们来看一个她引用的最著名的例子，在电影《天才雷普利》（The Talented Mr. Ripley）中，玛吉·舍伍德想表示，她怀疑未婚夫迪基·格林利夫可能受到了他的朋友汤姆·雷普利的伤害，她的想法马上遭到迪基的父亲老格林利夫的反对。他对她说：“玛吉，有一种东西叫女人的直觉，另一种东西叫事实。”他认为她的话属于前面那个令人沮丧的类型。格林利夫先生把玛吉视为人们常说的那种歇斯底里的女人，认为她的话不可信。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女人（及其他少数群体）可能不会被视为歇斯底里或没有资格发言，而是会被看作伪君子或撒谎者。弗里克认为，证言不公的根源在于对某一类人的能力或诚信存在刻板印象。33